摘要：

8月1日，哲学教授朱锐走了。按照他的本意，他不想办葬礼，也不想举行任何追思的仪式。“我的生命已经结束，如果它还有意义，也不会是在仪式的那一刻表现出来。”但是为了尊重父母意愿，他的骨灰会送往家乡安徽，葬在那里。

就在医生宣告生命即将走到终点那一天，朱锐提出，想做一次最后的对话，主题是死亡。在安宁病房的日子，他始终在讲，“我们应该做一个区分，把‘死’和‘死亡’区分开来。‘死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而‘死亡’是那个过程的终结。我们好像不怎么关注‘死’的过程，却过多地关注‘死亡’本身，这有一定的偏颇在里面。”

朱锐想用这些对话，改变人们面对死亡的态度，不再回避死亡。他想象的读者，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

文 | 解亦鸿 图、视频 | 吕萌 剪辑 | 杨凡羽 编辑 | 陶若谷

海淀医院西楼七层01号床

谈话在上午11点半准时开始。第一天朱锐躺在床上，朝我挥了挥手，跟一个月前出现在人大哲学课堂相比，他瘦了不少，胳膊能看出桡骨的轮廓。他主动询问，“我这样会吓着你吗？”持续一小时左右，他就累了，需要闭眼休息，遗留的问题就放到第二天继续。

他用末端的生命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。每天早上7点左右，他在看护者的搀扶下坐起来，只能坐10分钟。亲人在安宁病房里照顾，如果是身体状况更好一点的早上，她会把他抱到轮椅上，推到楼下小花园，一起晒晒太阳。通常是15分钟，朱锐感到有些累，就回到病房。谈话也是秩序的一环。

内外交困，节奏紊乱，是他身体最深的感受。他开始注意一些平时不会注意的事物，比如晒太阳时，会望着马路对面的烤鸭店、徽菜馆。朱锐以前是个不怎么爱吃饭的人，但是彻底不能进食后，还是会怀念跟朋友一起坐在餐厅里，点菜，聊天。睡前他在手机里刷到河南的面食，有些嘴馋，晚上就梦到自己吃了碗面条。

他的轮椅上挂一根登山杖，等电梯时可以戳按键，选楼层。“拥有行动的自由，仍然是件很快乐的事。”朱锐说。住进安宁病房前，他跟亲人出门散步，会把电动轮椅马力开到最大，体验风一般的速度，冲在前面，像驾驶自己的车，谁都追不上。现在要靠人推，行动变得更加有限。

住进来第七天，一位生命礼仪师小伙子走进病房问他，想选什么款式的寿衣、骨灰盒。朱锐有些疲惫，全程没有说话，由亲人代沟通。他后来想起这件事，“其实我当时在想，人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也想赤条条地离开，不用穿什么特别的衣服，有一条纸内裤遮一下，像亚当夏娃那样，就够了。”

朱锐在安宁病房。

如果不考虑父母的意愿，他更想用生态堆肥的方式，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出于尊重长辈，他还是同意了传统丧葬，火化，并将骨灰葬于老家安庆，墓地是父母选的。7月18日，朱锐的病房里开了一场家庭会议。床位旁边架一台手机，他在美国的孩子、安徽的父母、北京的家人，都连线参与讨论，聊这些事。

人生的最后二十天，朱锐就在人民大学附近的海淀医院度过。是不是因为离学校比较近？朱锐否认了，“我只是比较幸运，才能住进来。”他不想讨论这些人情上的事。

5月的最后一堂哲学课上，朱锐分享了生命的小大之辩——薛定谔曾提出，“为何原子如此之微，而生命却如此之巨？”朱锐告诉学生，“一个生命，想要认识这个世界，千万不能至精至微，听到看到每一个原子无序的运动，那些就是这个宇宙的噪音。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比原子大，才能在无序中看到有序。”

6月中旬，他发现自己有了小肚子，而癌症病人通常会逐渐消瘦。他去医院才确认，不是胖了，是癌细胞侵蚀了腹膜，腹水开始变多。医生根据检查结果下了判断，告诉朱锐，“你的生命还剩个把月的时间。”

就在那一天，朱锐联系我与他合作对谈，“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，而我又恰好处于这样的生命历程里。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，可长可短。你可以求问题，或者我自己提问题，有收获最好，没有收获也没关系。”他不记得这想法最初在什么时候产生，只是病情发展得快，到了这个阶段，已经无法独立完成，希望有人配合。他同时让我做好心理准备，“（我）有可能随时走人，或许就是明天”。

为行文方便，这里仅呈现部分对话，完整内容将按照与朱锐的约定，交由他的家人整理出版。

区别“死”和“死亡”

7月16日，阴天，朱锐穿着住院服，盖着被子。我们从前一天遗留的问题开始聊起——为什么觉得“死亡”是件快乐的事？

朱锐：首先我们应该把“死”和“死亡”区分开来。“死”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而“死亡”是那个过程的终结。我们好像不怎么关注“死”的过程，却过多地关注“死亡”本身，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偏颇在里面。 “死”的过程越痛苦，死亡相对来说就应该是个更积极的事儿，是快乐的。“死亡”其实是“生命”最伟大的发明。它恰恰跟永生相对，“死亡”给了世界一个重生的机会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死的话，会是怎么样？ 作者：可能会很可怕。 朱锐：对，新生物永远出不来，因为没有空间了，世界充满老旧。所以死亡恰恰不是对生命的否定，而是对生命的肯定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死亡，身体那些老旧的细胞都不死，它实际上就是癌细胞。癌细胞拒绝死亡，它以个人的永生，而排斥生命。 作者：但有不一样的声音，反而会认为死亡一定是“我”才能经历的，没有人可以替“我”来经历死亡。 朱锐：那是“死”。“死”是有主体的，也是孤独的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“死亡”是没有主体的。打个比方说，蛹变成蝴蝶，你不能说蛹死了，蝴蝶生了，你只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大化的关系，大化流行。如果你已经像蛹一样变成蝴蝶，你不能再追问，“蛹该怎么办？”蛹已经不存在了，这种不存在，其实就是生命的更替。 作者：那我们该如何在“死”的过程里，尽可能快乐地去生活？ 朱锐：“死”的过程是对生命极大的否定，会让你感到绝望。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但我没办法回答。

病房窗台。

一个小时后，朱锐有些说不动了，他主动提出想听我的故事。于是我谈到自己的生命历程，如果把它想象成一幅画，会是什么样，“我像是一个推石头的人。”朱锐一直闭着眼睛听，我想知道他的答案，他说，“咱们明天再聊。”

克里斯蒂娜的世界

7月17日，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。朱锐继续穿着住院服，他觉得这件衣服透气性还不错。这天的谈话就从“一幅画”开始——

朱锐：其实，我昨天当时就有一个答案，但是没有告诉你。 分几个阶段。第一幅是小时候10岁左右做得非常多的一个梦。梦里，我在空中飞行，翱翔，像鸟儿一样。那种低空飞行的感觉，特别美好。现在我们管它叫“翼装飞行”，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。 实际上，我觉得我一辈子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对这种“翼装飞行”的追求。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，走过很多地方，我觉得这些经历是在实现自由翱翔的梦。 但是昨天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马上出现的是另一幅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毕沙罗1874年在巴黎画的《白霜》。一个中年人肩负着柴火前行，地上都是霜雪，看似寒冷的白霜，有一种冷峻的美。 我觉得它可能代表我中年的心情状态，享受孤独。白霜不是凄惨的，你仔细看会发现，雪花里有晨光的颜色。我的朋友很多，但我也追求孤独。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学会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不带任何幻想和猜想，去冷面地但是又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。 第三幅画代表着我当下的身体状态，它是1948年安德鲁·怀斯画的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。这幅画在我看来，就是“死”的过程——像“寄居蟹”一样，身躯不再听我的使唤，远方那个最后的归宿，可能是我所想要的，但又很难企及，因为我无法依靠自己达到。 我可以主动选择医学手段如何干预生命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直面这个问题本身（时），已经不可能走得动了。所以你看克里斯蒂娜的动作，那种扭曲，也是类似的情形，一种生活的局限，行进式的分离。 为了正视聆听者的眼睛，朱锐把床头抬高了30度。癌细胞已经入侵尾椎，他基本上失去了对下肢的控制。多数时刻躺在床上，定时吃止疼片。为避免肠道梗阻，他不再进食，依靠输营养液维持身体所需的能量。 画中的克里斯蒂娜是一名残疾人女性，她趴在草坪上，肢体动作不舒服，远处有一幢房屋，她正望向房屋的方向。这幅画朱锐在哲学讲座中曾多次提到，讲“类比推理与隐喻”的作用——如何把类比看作人类思维的核心认知机制。 进入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”之前，他始终觉得即便是癌症，也没有改变多少他的生活。2022年8月，刚得知自己癌症晚期时，他消沉了两天。“不是悲伤，不是害怕，就是不相信。因为我身体很好啊。”朱锐回忆，他以为马上就要死了，但两天后冷静下来，跟朋友说，“走，咱们去旅游。”

朱锐到病房外透气。

治疗过程中，疼痛消磨了精神，朱锐很难再完整地看一本书，更无法爬山、徒步。这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有分量的瞬间——他许多阅读和思考都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，失去对身体的掌控，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。

人大哲学院建议他专心养病，他提出要如常上课，并且自嘲生病后，睡眠质量好了不少，“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，像填表，申报，现在我再也不因它们而烦恼了。”

自生病第二年开始，生活中“被动的娱乐”越来越多，朱锐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，看了三四遍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，喜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。亲人也带着他看《甄嬛传》，“谈恋爱的部分还可以，后面一宫斗就打胎，朱锐认为没创意，他最讨厌勾心斗角。”

欧洲杯1/8决赛他在家看过几场，住进安宁病房后，没有精力看了。他不是真正的球迷，没有喜欢的球队，看的乐趣仅仅在于，加入到这个游戏里，“这是人们认认真真玩的一个游戏，最后捧起一个杯子。”《PHI：从脑到灵魂的旅行》是朱锐在病房里读完的最后一本书，剩下就是刷刷抖音。

主动去找鬼

患上癌症后，朱锐做了许多关于恐惧的研究，他不止一次提到对“死亡”的恐惧，在学哲学之后就打消了，并把这个理念分享给学生，这也让他引起了社会关注。针对恐惧，他具体的练习过程是怎样的？以下内容来自7月17日和7月22日的对话。

朱锐：我小时候怕鬼，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走夜路，大人总讲鬼故事吓唬我。而学哲学以后，我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追问，“人死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的存在？”如果有的话，死亡根本没什么可怕的，只是你换一个方式去生活，也许还更自由。所以，我希望看见鬼。我不相信鬼故事，因为那是道听途说，我觉得要亲眼见过才行，这样我至少可以说，尽管没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从实践上解决了它。 作者：怎么从实践上解决？ 朱锐：主动去找鬼。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，学校附近有栋私人豪宅，里面四五十个房间，铺着金贵的地毯，挂着19世纪富丽堂皇的画，但是没人住，房子空在那儿，民间许多有凭有据的传说，说那间房子里能遇到鬼，没人敢去，连警察也不敢巡查。 我跟学校主动申请，一个人住了进去，在这个100多年的旧宅里，孤零零的，周围没有民居，全是森林。头一两天，我确实听见走路的声音，起初很兴奋，以为鬼来了，后来发现，实际上是木头老化的声音。 一个月后的晚上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到《闪灵》那部电影，有两个小孩鬼出现在楼道上。我就晚上两三点爬起来，注视着楼道。这个时候警察正好来查房，他们被我吓了一跳，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。 作者：所以您从没找到过鬼。 朱锐：对，从来没有。 作者：那您相信灵魂的存在吗？ 朱锐：我觉得灵魂既有，也没有。其实不需要宗教和死亡，我们平时都在谈论自己的灵魂。比如，我们可以鼓励自己，做个灵魂有趣的人，也可以批评某个人，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人。我自己明知道灵魂不存在，但是我们作为人类，总是相信自己也有某种灵魂。这种灵魂是一个参数。 每一个平常的人，他在谈死亡的时候，都离不开传统的参照系，包括肉体、身体、躯体、意识，但是最重要的参数还是灵魂。它是人类自古以来自创的一种摆脱不掉的神话，一个大众的神话。 作者：您还经历过哪些其他的死亡练习吗？ 朱锐：我有一次坐飞机，被乘务人员通报过飞机可能面临失事。我邻座坐着两位犹太老人。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不能不顾旁边老头老太太的生死，踩在他们的尸体上，独自去求生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，“卑鄙比死亡跑得快。”所以那时候，在卑鄙和死亡之间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选择死亡。 作者：我想知道对您来说，最大的恐惧会是什么？ 朱锐：每个生命阶段会不太一样。比如小时候的我，很怕鬼。中年的时候，生了孩子，我很怕孩子出事儿。我们有时会被非理性的恐惧所控制，从而改变自己的言行，甚至合理化这种恐惧。比如极端的民族主义，其实是封闭性的恐惧造成的，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恐惧，把恐惧作为工具，去打压别人，保护自己，这个在我看来是最具有社会伤害性的恐惧。 作者：您曾有哪些选择是在非理性的恐惧的控制下做的吗？ 朱锐：不愿意去看医生。因为我觉得很麻烦。但实际上，有可能是担心自己有大病，所以不敢去看。

飞行玩偶摆在床头。

破解时间的暴政

住进安宁病房之前，朱锐从未同意朋友、学生去医院探望自己。因为在重症病房，人很难保有原本的尊严，这是他的回答。而当家属向医生提出给病人插管的请求，医生通常会执行，朱锐开始思考，“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孝道裹挟，而不去思考生命的质量？”

他发现医生不会主动告诉危重病人所剩的时间，而是告诉家属。朱锐觉得没必要，“我愿意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”，他要求医生在每个阶段都公开透明。

今年6月下旬，二儿子从美国来看他，问他可不可以待一个月，朱锐担心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够——从拄着登山杖行走在课堂，到坐轮椅、终日躺在床上，他真正进入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”，不过是距离一公里、一个礼拜之内发生的变化。

父子商量下来，把共度的时间定在了两周。他们就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，儿子白天去爬山，晚上回来分享这一天，弹父亲喜欢听的钢琴曲。讲起儿子，朱锐罕见地提到了挫败感——那时他走路已经非常吃力，最多只能走到酒店餐厅，一起吃顿饺子，“没法跟他一块儿四处探索北京了。”

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朱锐有过许多爸爸的烦恼。“我那时看不到他们长大后的样子，只能看到拥堵的交通，每天接送他们上下学，觉得时间突然不够用了。”生第一个孩子时，他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而第二个孩子出生前，老大仍是调皮的年纪，他一度自我怀疑，“把他（二儿子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会不会是在让他受苦。”

他逐渐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撒谎。“那是智力发展的表现。”朱锐说，他所做的就是告诉小孩子，首先要尊重自己，不能自我欺骗，“对自己撒谎，比在社会场合撒谎，危害大得多。”

在安宁病房的家庭会议中，两个儿子仍然相信奇迹会发生，“爸爸就像《星球大战》里的天行者和尤达大师那样。”但当医生提出，可以对病情采取哪些干预，儿子的态度是尊重朱锐的所有想法，“We are on the same page.”（我们意见一致。）

朱锐拒绝了一切延长生命的手段，在他看来，清醒的意识是第一位的，如果他失去意识，营养液也不用再输了，并且绝不插管、除颤。7月19日，一场暴雨过后，天气变得凉爽。他继续前一天的话题：死亡和时间。

病房书架。

朱锐：我想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待死亡。时间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但我们也可以暂时把它简单化。 我们在哲学概念里，认为时间分A系列的时间和B系列的时间。A系列是时间本身的秩序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时间之箭”，或者“日历时间”。它在一条无限的直线上，象征着“逝者如斯夫”，是不可逆的，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。而B系列的时间不是时间的秩序，它是秩序的时间，也就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，它与“事件”有关，比如早上的事件发生得比晚上的事件要早。 所以A系列这种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时间，在物理学意义上其实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站在时间长河上来看，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瞬，这是一个完全虚无的事情。为了这一瞬间，我们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插管，延长“死”的过程，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。 这是否意味着，我们的文化被这种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以及死亡观，所控制了？病人想着长寿，家属想着孝道，而不去考虑生命本身的、内在的质量。 作者：我还想到了一些当下流行的说法，比如新闻报道一位逝者，他30多岁去世了，人们会惋惜，说他还这么年轻，但是一个35岁的人找工作，却会被市场视作年龄太大的求职者。 朱锐：这其实就是日历时间的暴政。 作者：那我们自身该如何破解日历时间呢？ 朱锐：个体的破解估计是不大可能的，因为人类的意识它就是有这种倾向。只是，我们应该意识到，当我们遵循日历时间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执行的其实是一种错误，甚至一种桎梏。错误也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而破解日历时间的暴政，就是一个社会要为之努力的事了。 我是谁

生病以来，朱锐一直在重新思考“我是谁”——“我”是否可以代表大自然本身的“我”，人是否可以回归“类”的存在，成为人类？6月中旬腹水的出现，让朱锐意识到，自己彻底变成“寄居蟹”了。为了描述这种感受，他将食指和拇指并在一起，再慢慢分离，像年轻人比心的动作，但哲学教授想表达的是，“现在，我的灵魂离身体越来越远了。”

病房窗台摆满来访者送的花，康乃馨谢了之后，新添了两盆绿萝。七月是北京的雨季，有不少新生的小虫，围着绿萝飞来飞去。7月23日，除了营养液，医生加输了一瓶激素，有助于病人的精神状况。朱锐的心率、血压比前几天都要高。我们的对话越来越简短。

作者：假设转世存在的话，您想变成什么？ 朱锐：（沉默了很久） 作者：这是一个建立在假设上的问题，您会不会不喜欢这种提问方式？ 朱锐：不是。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 我想把恩培多克勒的诗，用古希腊语吟诵给你们听。 ἤδη γάρ ποτ' ἐγὼ γενόμην κοῦρός τε κόρη τε θάμνος τ' οἰωνός τε καὶ ἔξαλος ἔλλοπος ἰχθύς. （曾经，我是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一个灌木丛，一只鸟，和一只跳出海面的、沉默的鱼。） 我想回答的是，我也希望我会是一只跳出海面的、沉默的鱼。

7月24日的输液也从一瓶激素开始。桌上放了一块哈密瓜，朱锐已经十多天没有进食，亲人帮他把哈密瓜切成小块，放到他嘴里咀嚼，享受吃东西的快感，然后吐出来，只把甜甜的果汁喝下去。最后一次对话是在7月25日。期间他发来微信嘱咐，一定要在书（访谈）里突出两个内容：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生命是死亡的一部分。

“朱老师，下次见。”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告别过。7月25日那天，朱锐读了一首他自己翻译的英文葬礼诗，因为不够熟练，中间读错了两次。他想尽可能完美，这时我和同事会一起说，“没事，再读一遍吧朱老师。”

访谈中的朱锐。

（对话内容、图片、视频归朱锐家人及发布方所有股票怎么这么加杠杆呢，如转载须获取相关授权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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